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谥

    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定谥
   后世很多人以为神宗这个庙号不好，作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解释。
   但是其实“神”这个字，乃是《谥法表》上的第一个号，足见其地位的尊崇。
   民无能名曰神，靖民则法曰皇，化合神者曰皇，德象天地曰帝，德合天者曰帝，仁义所往曰王。
   “神”，在“皇”、“帝”、“王”之前。
   为何如此崇高？按照《谥法解》中的说法，是“民无能名”。
   什么叫民无能名？孔子曾经引用过《尚书》对尧帝的评价——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！惟天惟大，惟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”
   意思既是说尧为天子，太伟大了，就和天一样的伟大。
   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，以至于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。
   千古帝范，万代民师，初肇文明，世人敬赖。
   尧帝到了宋代，已经成了一个符号，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优秀君主的代名词。
   士大夫的事业，在立德立功立言，但入仕后的最高成就，却都是——“致君尧舜”！
   这个庙号之所以在后来成了恶号，是因为真实历史上的几个“神宗”，表现都不咋样。
   称号与其实际成就，实在是相差太远，活活将这个第一尊号，变成了笑话，讽刺。
   甚至是诅咒。
   但是在今天的大宋，这个庙号，无疑是最顶级的一个。
   这个号的拟定，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小插曲。
   和真实历史不同的是，司马光对此庙号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苏油也提出了反对意见。
   司马光是觉得这个庙号对赵顼来说，有些过于拔高了。
   而苏油则是被后世“神宗”二字，搞出了心理阴影。
   司马光认为，赵顼应该对改革初期的弯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，不过好在成就不小，也属于重开局面之君，因此用“景”比较合适。
   由义而济曰景，布义行刚曰景，耆意大虑曰景。
   而苏油则认为赵顼虽然取得了光辉成就，但是毕竟没有走完最后那一步，到底是没有全部完成祖宗宏愿，故而达不到“神”的级别。
   司马光建议那个号有瑕疵，由义而济，是暗示赵顼对百姓先紧后松；布义行刚，是暗示赵顼不断发动对外战争；耆意大虑，则是暗示赵顼在细节上有瑕疵。
   苏油觉得过苛，于是推荐了“昭”。
   昭德有劳曰昭，容仪恭美曰昭，圣闻周达曰昭，非常完美。
   赵顼很辛苦，很帅，很能采纳建议还能推行来去，完美。
   然并卵，两人还没来得及展开辩论，就被各地的实封淹没了。
   司马光搞出来的“大开言路”这头猛兽，第一次让中书收到了反对他自己和苏油的声音。
   老百姓、士大夫、太学生和广大官吏，纷纷投书，不能忍！
   先帝哪里配不上这个神字？司马学士和蜀国公是吹毛求疵，是敲开鸡蛋找茬！
   元丰盛世是什么样的局面？世界上可曾有过年入两亿贯，国库存余六千万贯的国家？
   还有新宋洲、东胜州的大发现，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？！
   日行千里的火车、日织千匹的毛纺厂、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？！
   一战平灭西夏五十万的大胜，纵观历史，有过几场？
   四夷宾服，五洲来朝，你们凭什么不让先帝做神宗？
   不行，就必须是神宗，否则我们不答应！
   高滔滔收到司马光整理出来的百姓和各路官员意见，感动得结结实实地痛哭了一场。幸好立的是赵煦，否则的话，后果委实难料。
   公道自在人心！那就神宗了！
   最终定下《神宗谥议》：
   “粤庙号之建久矣，其间圣贤之君作，而应天下之治者多矣。
   然未有以神为号者，抑神也者，妙万物以为言，而难其称欤。
   抑天之所启，以配大行之庙乎？
   书载益称尧德。曰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盖圣神所以立道，文武所以立事也。
   大行皇帝尊谥，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，庙曰神宗！”
   翻译过来的意思，就是庙号这个礼制，其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。
   中间华夏也曾出现过不少圣贤之君，做到了天下大治，可从来没有过哪位君王，是以“神”为号的。
   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这个字，按照庄子的解释，是“妙万物以为言”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成为万物的代言者，方可称为“神”。
   哪怕圣贤之君，都极难做到能够与这个号相称。
   这或者就是上苍属意，特别留给我们大行皇帝专用的吧？
   历史上称赞尧帝，是既神且圣，乃武乃文。
   神、圣这两个属性，让尧帝为天下树明了道德；
   文、武这两个属性，让尧帝使天下臻达了大治。
   （因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这几点），所以他的尊谥，是来自上天的赐赠！
   ……
   己酉，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。
   刘挚上台第一件事，就是闹着人数太少，权力不够：“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，御史台自中丞、侍御史、两殿中，法得言事外，监察御史六员，专以察治官司公事。”
   “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，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，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。所贵共尽忠力，交辅圣政。”
   苏油和章惇立刻狙击，刘挚此论，大违先帝遗意。
   先帝元丰改制，第一件事就是台谏分立，御史台掌察事，谏院掌谏事。
   明确责任，便利施行。
   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，加上电报来得快，造成信件积压，谏院增员，理所应当。
  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，尽可上言，故六察御史，本就包括在其中。
 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御史言事归言事，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“义务劳动”，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。
   因此御史因“察人不谨”而要承担的责任，不能因“谏事风闻”而得免，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。
   高滔滔认为有理，诏“尚书、侍郎、给、舍、谏议、中丞、待制以上，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。”以扩大谏院人数。
   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，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——察案如果弹人，需要有确实证据，承担后果；只有补阙朝政，言事方可以“风闻”。
   戊午，召朝奉郎、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。
   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，大苏的升官途径，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，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、吕公着、苏油。
   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，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，也就是说，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。
   于是苏油上书，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，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。
   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说苏轼人才难得。
   蜚声国际，四海内外皆称夫子，各国使节入京，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。
   当年制科结束，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，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，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，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，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。
   让其入朝问对，之后或列台谏，或直国史，或掌制诰，这么多位置，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？
   以苏轼的文才，这些工作，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？
   没有，的确是没有。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，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。
   九月，从南到北，大宋各路开始收纳粮储，大宋的重点再次转到了实务上来，毕竟秋收工作是农耕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
   这个丰年，收得苏油心惊胆战。
   连续四年大丰收，举国上下欣喜若狂，唯独苏油不一样。
   他只觉得大灾的脚步，好像越来越近了。
   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却是料理好辽国来的那帮子。
   苏油级别太高，前期磋商接触根本不用出面，老族叔反倒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人。
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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