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 嘴炮狂轰

    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嘴炮狂轰
   待到读完，天色已近黄昏，苏利涉的神色已经掩饰不住心头的震惊。
   将无名书册放回到桌上，激动地道：“臣虽老朽，铅刀尚可一割，敢请圣命！”
   赵煦说道：“老都知年纪大了，还是在京安养为宜。给你看这个，是想让都知晓得，司徒之前请都知所作的事情，干系重大。”
   “不知都知，可有举荐继任之人？”
   苏利涉离座，对赵煦跪下：“陛下也说此事干系重大，臣以为国朝知悉女直事者，以臣为最。能成祖宗洪烈之伟志，虽没身白山黑水之间，固无憾也。”
   “再请陛下，信臣用臣！”
   赵煦说道：“既然老都知有此志，朕即从之，如有什么需要朝廷照顾的，都知尽管提出来。”
   苏利涉叩首道：“臣不敢别有所请，唯愿陛下许臣死后，陪葬于永厚陵前。”
   “应当的。”赵煦点头：“不过我更希望老都知保重身体，平安归来，身加荣遇。也好为我朝内官们，做成楷模。”
   说完又从几案上拿起一本书册：“这是李夔在鞑靼所录的见闻，朕看过之后，对草原诸部，如亲见一般。”
   “这个老都知带走，可以效仿此例，也编纂出一部女直诸部见闻，供朝廷参考。”
   “谨遵圣旨。”苏利涉双手接过：“臣谢陛下信任！”
   当天晚上，苏利涉果然守信，回到了长春馆歇息，同时给劾者带来一个大好的消息。
   朝廷大恩典，陛下许了吉达为阻卜节度使，蒙根图拉克为白鞑节度使，玛古苏为准布节度使，阿骨打为女直节度使。
   劾者和玛古苏，将代表女直与鞑靼，作为新晋藩属使臣，参加正旦大朝会！
  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劾者与玛古苏都很忙，大朝会就一个月了，鸿胪寺在第二天就派遣了几名低级官员过来指导他们礼仪，宣讲大宋对藩属国的政策，还有大宋国内的很多法律和习俗。
   比如年底送岁接岁的热闹，使臣们就不要害怕，那是喜庆的鞭炮。
   而李夔和苏利涉，则成日在军机处、枢密院汇报工作，讨论战略，赵煦经常要来旁听。
   十二月，辽使抵达，除了献上贺正旦的礼物，还告诉宋朝，耶律延禧已经接受群臣所上尊号，曰天祚皇帝，皇帝特意出国书告知大宋，同时感谢南朝这些年来对辽国的无私帮助，声明两国永为兄弟旧邦，我朝陛下，必将以友好为己任。
   赵煦乐呵呵地表示恭喜，告诉辽使自己对已故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的景仰，说自他即位以来，“求直言，访治道，劝农桑，兴学校，救灾恤患，粲然可观。”
   虽然在西征中遭遇不幸，但那是天意，总体来说，辽国在耶律洪基的带领之下，走上了自我发展的正确道路，这一点是莫大的功绩。
   又说耶律延禧上任以来，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国内外的诸多矛盾，对外沉重打击了分裂势力，对内大力扫清了奸臣耶律伊逊的残余影响，恢复了祖母萧观音和生父耶律濬的地位，大力提拔贤臣名将，这是明君有为之相。
   对于萧观音的遭遇，赵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，和辽使议论之时，指出当时的大臣萧惟信说得非常正确——“懿德贤明端重，化行宫帐，且诞育储君，为国大本，此天下母也！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？”
   然后告诉辽使，辽国涿州人王鼎，曾经整理过一部《焚椒录》，后来由辽朝商贾带来大宋。
   书里将萧观音冤案的详细过程，以及当时萧观音自白的奏折、诗词全部收录，极力为故懿德皇后鸣不平、道冤情。
   大宋文人以之为蓝本，创作出了名剧《回心院》。
   这部书估计在辽国早被禁绝，辽皇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真相，因此自己特意命密阁将这部书找寻出来，将之交给使臣，请你带回给贵朝皇帝。
   辽使赶紧谢恩。
   然而辽使不知道的是，关于耶律洪基的评价，是赵煦从苏油的密奏里摘取出来的，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——“及谤讪之令既行，告讦之赏日重，群邪并进，贼及骨肉，诸部浸叛，用兵无宁岁。唯一岁饭僧三十六万，一日而祝发者三千人，崇佛无度，罔知国恤，辽亡征见矣。”
   而关于萧观音，王鼎也在书里评价她之所以遭遇不幸，原因只在于“好音乐，与能诗善书耳”。假如她不作《回心院》，也就不会有《十香词》一事；假如她不善书，也不会一时技痒而为单登手书艳词。
   不过书里也承认，《怀古》诗的“巧合”，实在是难以解释。
   然而让辽人措手不及的是，私下接见时，赵煦真是人如其名，如春风一般和煦，心心念念的就是两国关系融洽和睦，世代兄弟友好，然而正旦大朝会上，却出现了鞑靼人和女直人的身影！
   而且赵煦似乎对鞑靼和女直异常感兴趣，接连册封了他们四路节度使的官职！
   辽使当然要提出抗议，鞑靼乃是辽国的叛蕃，如今辽国与他们还处于战争状态，女直也不柔顺，希望大宋和辽国站在一起。
   否则就成了鼓励反叛行为，与大宋秉持的“仁道”大相径庭。
   然而大宋的准备非常充分，辽使的论调，立即就招来无数的反击。
   于是辽朝使节，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“大宋嘴炮”。
   蔡京首先发难，有一个问题先要搞清楚，辽国与宋国虽然是兄弟之邦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对待藩属的问题上，就一定要持相同的立场。
   大宋最早的叛蕃西夏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   辽国不但接受了它的朝贡，册封了李元昊的官职，还大力资助李元昊立国，不断地“调停”甚至进行武装干涉。
   辽国能做初一，我大宋为何不能做十五？
   还有高丽，高丽最早是大宋的藩属，后来被辽国威逼，被迫断绝与大宋的朝贡关系，成了辽国的单独藩属。
   后来在高丽君臣的努力下，终于打通了海上朝觐之路，这才重新变成两国的共同藩属。而到现在，又重新变成了大宋的独有藩属。
   这些都是有先例的，而且这些先例，都是辽国首先做下的。
   既然辽国作俑于前，就不能怪我大宋如今，效法于后。
   礼部尚书许将声若洪钟，老头年纪虽大，但是吟啸功夫出类拔萃，声音在大殿里回响，竟然引得大金钟都嗡嗡作应。
   许将声明，大宋对待藩属的态度，从来都非常明确，那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。
   只要藩属在大宋朝贡体系范围之内，恭顺守礼，那么大宋作为宗主，就应当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。
   至于调停与干涉，那也是限于藩属之间发生矛盾，需要宗主出面的时候，由藩属国提出求请，大宋才会出手。
   占城官民请附，便是例子。
   因此从外交制度上来说，大宋册封鞑靼和女直，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。
   如果辽国希望大宋采取不一样的办法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从制度上讲，也是有路可走的。
   首先，辽国得将自己置于大宋的朝贡体系之内，也就是说和鞑靼女直一样，先成为大宋的藩属国。
   然后才能以藩属国的身份，提出提案，要求大宋调停辽国与鞑靼之间的争端，这样就成了宗主国调停两个藩属国之间的矛盾，也才合乎大宋的外交制度。
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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